徐林在主持中指出，當前中國并購市場持續活躍，其核心動力在于通過要素重組實現價值提升與產業升級。他特別強調，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所明確的現代產業體系“綠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發展方向，與海南自貿港作為中國制度型對外開放重要樣板的定位高度契合。海南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舉措，為市場化的并購活動，特別是跨境并購，提供了獨特的政策環境和歷史機遇。

徐林認為，探討市場并購如何與自貿港政策優勢相結合，不僅是為海南發展賦能，更是為中國構建基于實體經濟的現代產業體系探索可復制的方案。他期待通過對話，厘清自貿港政策如何在產業并購中發揮“催化劑”作用，吸引全球優質要素集聚，不僅推動海南本地產業升級，也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布局提供新的支點和范式。

曾濤介紹了海南控股作為省級投資運營平臺的并購實踐。他表示，作為省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海南控股的并購策略緊密圍繞主責主業，同時積極布局符合國家戰略與自貿港發展方向的潛在新興產業。在“走出去”并購優質標的時，核心考量之一即是能否利用自貿港的稅收、資金流動等政策優勢對標的進行賦能，并將其產業引入海南，形成“先引進來、再走出去”的良性循環。

曾濤以石化板塊并購為例，詳細介紹了如何通過引入龍頭企業在瓊布局倉儲、深加工，形成產業閉環與集群效應。他表示，公司在并購島外石化貿易及加工企業后，成功引導其在海南設立主體，利用自貿港稅收優惠降低運營成本，并將海南作為面向東南亞等海外市場的橋頭堡。曾濤認為，成功的并購需注重產業協同與集群打造，通過政策吸引和企業雙向賦能，才能在海南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鏈。

劉哲從投資銀行的專業視角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海南自貿港可在三方面深化政策，以促進并購重組：一是優化雙向跨境投融資便利，用好EF賬戶等工具，暢通資本進出渠道；二是放大零關稅、低稅率優勢，吸引并購相關的頂尖人才、先進技術和設備集聚，并通過優化稅務重組政策激勵產業升級；三是依托最短負面清單，在旅游、高新技術等優勢領域出臺更具吸引力的產業政策，激勵企業以海南為總部開展外延式并購。

劉哲介紹了中信證券“產業投行”的實踐，即基于對產業鏈的深刻理解及全球網絡布局，跟蹤服務龍頭企業的跨境并購需求。他表示，投行的價值不僅在于完成交易，更在于通過全產品服務體系，伴隨企業進行并購后的整合與持續經營，幫助客戶沿產業鏈實現更廣維度的拓展。

徐建軍著重分析了海南自貿港在法律與合規層面的創新與挑戰。他指出，《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的中央授權及配套法規的及時出臺，為制度創新和國際接軌提供了堅實基礎，特別是在國際仲裁規則的引入方面，有助于增強外資進入和中國企業出海并購的信心。自貿港政策的核心優勢體現在降低并購成本與提升交易效率上。

徐建軍同時強調，越優惠的政策意味著越高的合規要求。企業在利用海南政策進行跨境并購時，必須嚴守稅務合規、外匯管理、數據跨境安全及國家安全審查等底線。他建議，海南可探索建立數據合規“安全屋”等機制，旨在幫助企業于安全前提下最大化提升交易效率，實現“放得開、管得住”。

唐章奇從資產評估的角度分享了專業見解。他表示，并購重組是市場化配置資源要素的高效工具，海南自貿港憑借其地理、政策疊加優勢，在吸引全球要素、聚集特色產業集群方面潛力巨大。對于旅游、現代服務、高新技術（如種業、深海科技）等海南重點產業，通過并購獲取稀缺資源、先進技術顯得尤為重要。

談及傳統估值模型正面臨新經濟形態的挑戰，唐章奇指出，傳統估值方法需適應新經濟形態。面對生物制藥、前沿科技等不確定性高的領域，可探索轉向依據“里程碑事件”或利用大數據進行多維評估的新模式。他強調，在此背景下，海南的獨特價值在于其政策與地理區位所能催生的強大產業協同效應。企業通過并購在海南獲取旅游牌照、種業資源、深海技術等稀缺要素，并非簡單的資產疊加，而是旨在形成產業集群。他相信，當旅游、醫療、高新技術等產業在自貿港政策下產生化學反應時，將釋放出遠超單體價值的協同增長潛力。因此，評估思維需從靜態資產定價轉向動態的產業聚焦、協同價值發現，而海南正是實踐這一新邏輯的前沿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