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

非常榮幸受邀參加本屆中國并購年會。今天，我將圍繞“民營企業改制、重組的現實意義”這一主題，從六個方面與大家交流探討，分享我的思考。在當前經濟背景下，我有一個核心觀點：尊重資本、振興股市是扭轉經濟下行的不二選擇。本次年會聚焦并購，恰是推動這一進程的關鍵舉措。

當前，高科技產業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需要明確的是，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主力是民營企業。縱觀國內知名高科技企業，除少數由國家財政支持的政府及高校科研項目外，絕大多數都誕生于民營經濟領域。

在此背景下，我們需要深入思考：支持高科技發展的資金從何而來？現代金融體系包含貨幣金融與資本金融兩大領域。商業銀行貸款作為貨幣金融的主要形式，其風險規避的特性與高科技產業的高風險特征存在天然矛盾。而資本市場則通過風險投資、股權投資等方式，為高科技企業提供了更為匹配的融資渠道。民營高科技企業必須直面市場，其發展資金主要來自資本市場。這里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資本市場投資者不怕失敗，“十個項目中只要有兩個成功，就能覆蓋全部風險”。這正是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的獨特優勢。今天會場來了很多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的代表，我相信大家對此都深有體會。

因此，在今天，我們提振經濟發展信心的關鍵，是要尊重資本，振興股市。本次并購年會的召開，恰逢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不能僅從個人層面著手，更要從制度層面進行系統性改革。我們注意到，一些腐敗官員背后有牽連企業家的現象，根源就在于他們手中掌握了過多的資源配置權。

一方面，政府要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減少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權力，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從源頭上預防腐敗。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道路，就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也要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升治理水平。目前，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已超過6000萬家，其中大量企業仍停留在家族管理模式。我們要推動更多民營企業向股權多元化的現代公司制轉型。

這里涉及一個重要概念：現代公司治理是在股權分散的公眾公司中真正實現。當企業還是“一股獨大”時，所謂的公司治理往往形同虛設。資本市場通過嚴格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監管，能夠顯著提升民營企業的透明度和規范化水平。

在合規經營方面，我們既要堅持“法無禁止即可為”的企業家精神，也要遵循“法無禁止不可為”的合規底線，真正實現法商融合，構建健康的新型政商關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議全國工商聯也要把民營企業發展現代企業制度，把這個事情的持續推動提上議事日程。

在理論層面，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民營企業的所有制屬性。根據現行法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被明確為公有制形態。然而現實中，集體企業通常被歸類為民營企業，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民營企業究竟是公有還是私有？我們怎么解“民營”？

我的觀點很明確：首先，民營不與公有相對立；其次，民營不能與私有劃等號。從民法角度看，集體所有制屬于“共同共有”，而股份制民營企業屬于“按份共有”，兩者都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按照這個邏輯，除國有獨資企業外，其他含有國有股份的企業都應視為民營企業。比如，國有股份占30%、40%，甚至50%的企業，從形態上已經變成了國資，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企。

未來，國有企業將分化為兩類：承擔特殊戰略功能的公益性國企和參與市場競爭的營利性國資。這種區分有助于理順監管體系，同時也為各級政府開辟了除稅收、土地之外的“第三財政”收入渠道。

我們還需要重新認識資本的本質。目前，財政部管理的金融資產和國資委管理的央企資產總額達到133萬億元。這是我們黨執政的重要物質基礎。對資本的定義需要與時俱進，不能簡單套用100多年前的理論。

結論很明確：國有制是傳統公有制形態，而股權分散的民營企業是社會“按份共有”的新型公有形態。當民營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降至30%以下時，才能真正實現良好的公司治理。

中美上市公司最顯著的差異在于股權結構。美國上市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前500家公司中僅有14家第一大股東持股超過20%，其中還包括2家中國公司。相比之下，中國5400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現象。

中美上市公司最顯著的差異在于股權結構。美國上市公司股權高度分散，標準普爾前500家公司中僅有14家第一大股東持股超過20%，其中還包括2家中國公司。相比之下，中國5400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現象，社會公眾股只占10%的上市公司有 126家。

這種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產生了嚴重影響。獨立董事由大股東控制的董事會選聘，難以真正發揮監督作用。缺乏有效制衡的治理結構，不僅損害了公平正義，也影響了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僅今年前9個月，大股東減持規模就超過3800億元。如果看具體的市場影響：主板市場市值約80萬億元，若將大股東持股從50%降至30%，需要減持16萬億元；科創板等市場市值約26萬億元，持股從55%降至30%，需要減持6.6萬億元。合計約22萬億元的減持規模，對市場資金面構成巨大壓力。

對于新上市公司，我建議應要求第一大股東及一致行動人持股比例限制在30%以內。擬上市企業應在上市前通過向基金、券商等機構轉讓股權的方式完成股權結構調整。

這一點在國際資本市場已有共識。合理的做法是在上市前以低于IPO的價格向機構投資者轉讓部分股權，這樣既能讓原始股東實現財富增值，又能為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治理基礎。這里有個重要原則：為確保上市進程順利，前期融資的定價需合理公允，并與后續IPO發行價形成平穩銜接。這是市場慣例，也符合監管機構對于保護公眾投資者利益的核心關切。

對于已上市的5400家公司，建議采取“新老劃斷”預設可流通底價。鼓勵優質企業主動設定減持價格，比如約定股價低于一定水平不減持。一些優質企業完全有能力通過設定減持底價來維護市場信心。這樣既保護了流通股東利益，又維護了市場穩定。

我們還應該建立新的評價標準：要求上市公司給社會的分紅總額超過其IPO融資和再融資總額，引導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當前，證監會正大力推動并購重組工作。市場上一些經營困難的企業急需通過并購實現資源整合。我們要深刻認識到，經過股權結構優化的民營企業，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所有、法人所有的新型公有企業。

通過并購重組和企業改制，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將轉變為股權分散的現代公司，我們將培育出一批股權分散、治理規范的現代公司。資本市場不應該繼續培養二代家族企業，而要著力培育治理結構完善的新型市場主體。

通過深化民營企業改制和并購重組，我相信中國資本市場將迎來更加健康的明天。尊重資本規律、振興股票市場，是扭轉經濟下行的必然選擇，也將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