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再次參加中國并購年會。在海南自貿港即將封關運行、揚帆起航之際，第22屆中國并購年會在海南舉辦，推動民營企業在海南自貿港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具有重大意義。民營企業一定會在海南自貿港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海南自貿港建設也一定會有力推動海南經濟社會的全面躍升，一定會推動我國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邁出更大步伐。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系統部署了“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下面，我談點學習體會，題目是“十五五”時期，要確保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形成消費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題目有點長，但是邏輯所需，三句話是有邏輯的。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是“十五五”建議的根本要求和邏輯起點，為此，必須確保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才能到2035年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供給側，量不是主要問題，主要是需求量的增長從何而來，必須更多從居民消費而來，所以要形成消費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消費拉動的經濟發展模式，需要多管齊下，但最主要的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

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說明中指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重要標志性指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要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保持適當速度。

2024年，我國人均GDP接近1.35萬美元。按照《建議》學習輔導百問的解讀，“十五五”和“十六五”時期，GDP需要年均增長4.17%，2035年我國人均GDP將達到2萬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達到2020年提出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標準。所以，4.17%是今后十年經濟合理區間的底錢，而“十五五”時期，要比“十六五”快一點。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適當速度問題。高質量發展不是不要速度了，只有保持適當速度，才會有高質量發展。同時，既要重視實際增長，也要重視名義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衡量的是現價GDP。名義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才能帶動居民收入、稅收、企業利潤的相應增長。在宏觀經濟治理中，要把握好多目標的動態平衡，把增長作為優先級目標，不能為了其他任務而犧牲經濟增長。財政貨幣政策以及其他各項經濟社會政策，都要有利于保持適當速度，增強政策一致性。根據經濟運行，不失時機地加大政策力度，防止出現慣性下行，包括GDP平減指數的下行。要聚焦影響適當速度的體制機制問題，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在供給側，量不是主要矛盾，我國生產能力足夠大、足夠強。關鍵在質，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轉向創新驅動、新產業驅動，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技術水平、質量效率，減少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

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難點主要在需求側。所以，《建議》提出了 “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既有長期性的轉折性意義，對轉換當前經濟運行軌道也有現實意義。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經濟實力躍上新臺階。但“十四五”中后期，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新的階段性結構性特征：一是實際增長比較平穩，但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2023年以來，實際增長保持在5%左右，但GDP平減指數為負，今年前三季度擴大到1個百分點以上。二是內需對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外需的貢獻率提高。今年前三季度，內需對增長的貢獻率是71%，外需即凈出口是29%。內需貢獻率比2019年的87.7%大幅降低。三是工業特別是制造業貢獻率提高，房地產及其緊密相關的建筑業、金融業貢獻率降低。工業對增長的貢獻率由“十三五”時期的23%，提高到“十四五”的30%。前三個季度，制造業貢獻率是22.8%，高于2010至2020年的19%。“十四五”時期房地產、金融、建筑的貢獻率不到11%增長，比“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的26.5%大幅降低。四是制造業出口量大，但價格上不去。多年來，我國制造業的最終需求中，40%以上是用于出口的。今年1-8月，100多種主要出口商品中的絕大多數，金額增長不及數量增長。在國內外市場的共同作用下，制造業的名義增長也低于實際增長。GDP的平減指數為負，主要是制造業的貢獻。

這種階段性、結構性特征，雖然實際增長保持平穩中速，但企業利潤、城鎮居民收入、財政收入等的增長不理想。這既有周期性、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是因為長期以來，需求側的居民消費的拉動力就不強。所以，“十五五”時期，必須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明顯提高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居民消費對增長的拉動力。

居民消費率對增長的拉動力不強，核心癥結在分配。上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都是下降的，而且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較大。

過去宏觀政策，要么是擴大供給的，要么是擴大需求的。就需求論需求，就供給論供給，分配不動，很難實現國內總供給和國內總需求的均衡。分配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趨向均衡的橋梁。形成消費拉動的發展模式，需要高度重視分配政策的運用，形成需求、供給、分配“三位一體”，方向一致、力度均勻的政策體系。

初次分配，要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推動企業不斷提高普通員工的工資收入，實現初次分配與經濟增長同步。再分配，要明顯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調節力度，重點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實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這樣才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才能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才能提高居民消費率。《建議》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很值得期待，應提出更可操作、可檢查的指標和有力度的政策，實實在在地增加全體人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錢袋子。

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其實也是一個分配問題，是公共服務的分配問題。我國有3億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他們常年在城市就業，就業地已經是常住地，但沒有完全享受同戶籍人口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多年的放開放寬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效果并不明顯。可以另辟蹊徑，研究設置市民化率的指標，在就業地享受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的農業轉移人口，就是市民化的人口，將市民化率作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工作任務，發揮 “指揮棒”作用，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基本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在就業地常住地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