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東北大學畢業生李文星命殞“招聘騙局”事件被媒體報道，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大家不約而同地從李文星的死想起了魏則西之死。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經歷驚人的相似。他們都是在知名、正規的平臺遇見的“李鬼”。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找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結果落入莆田系之手。李文星通過BOSS直聘找到北京科藍公司，結果落入傳銷組織之手。
無論詐騙還是傳銷，“李鬼”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李鬼”得到了宋江的背書，梁山的認證。我們不能苛責魏則西、李文星們警惕性不夠，他們都行走在自認為的陽光下，黑暗卻不期而至。
我們必須在陽光下也如履薄冰嗎？我們必須對每一個名頭響亮的平臺疑神疑鬼嗎？我們必須不跟任何陌生人說話嗎？沒人想要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也沒人能煉成360度無死角的火眼金睛。
要為好人開拓生存空間，只能壓縮壞人的生存空間。這不是讓百度、BOSS直聘這些平臺承擔額外義務，而是它們在享受商業利益之時分秒不能推卸的責任。掙一分錢，擔一分責，于法于情于理都是如此。
不要總讓無辜者用生命去推動社會的進步，防患未然是監管部門、相關企業應盡的責任。
▲ 大學生李文星，家屬供圖
兩個月前，又是一年的畢業季。來自德州農村、畢業于山東大學（985高校）的李文星，也走在這條涌動著千萬人的求職路上。其實他畢業已近一年，但一直沒有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5月19日，李文星通過招聘平臺BOSS直聘求職后，接到“北京科藍軟件系統有限公司”的入職聘用書。第二天，前往天津入職。隨后，李文星頻繁失聯，數次向同學借錢。7月8日晚上，他向家里打電話說了最后一句話，“誰打電話要錢，你們都不要給。”再無下文。直到他的遺體于7月14日在天津靜海區一處池塘被發現。
天津市公安局靜海分局表示，根據李文星隨身攜帶的傳銷筆記等物證，分析認為其極有可能誤入傳銷組織。
真相還在進一步追查。但是社會輿論已然被引爆。
▲ 1分鐘看懂李文星離奇死亡事件。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追溯事件，公眾關注的焦點，是招聘網站的信息造假。北京科藍公司回應稱，BOSS直聘上顯示的員工“人事部薛婷婷”和“人事行政部王文鵬”均不是該公司員工，而且公司發送的錄用通知也都不會使用個人QQ郵箱，而是企業郵箱。在BOSS直聘上與李文星聯系的北京科藍公司，原來是一家冒名招聘的“李鬼”公司。
這不是個案。事件報道之后，微博、知乎上等社交平臺，不少用戶曝光曾遭遇和李文星類似經歷。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李文星事件曝光之后，不少媒體記者，在BOSS直聘上體驗了一下發布招聘信息的流程。他們發現，“BOSS直聘”發布招聘并不復雜，以手機號注冊，在填寫個人姓名，虛構公司全稱、簡稱以及職務后，就可以發布招聘信息。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App里以招聘者的身份注冊，并以任意公司的身份發布職位。甚至于，報道此事的芥末堆在事發之后，同樣是冒充科藍公司，竟然也沒有察覺到有任何審核的環節，10分鐘之內收到了18個求職者的求職意向。
當然，BOSS直聘也不是沒有意識到身份認證的必要性，里面也有身份認證選項，但這項認證僅僅是可選項。
媒體通過進一步實際體驗發現，招聘行業領域，不乏存在與“BOSS直聘”類似的現象：用戶簡單注冊即可發布招聘信息。其中包括趕集網等知名招聘網站。發布信息無審核、或者審核環節存在漏洞，是招聘網站普遍的問題。正是這些行業漏洞給虛假信息的滋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回到BOSS直聘企業層面，來反思這一悲劇。
自媒體最先報道李文星之死后，BOSS直聘發表了回應：“在得知相關情況后，公司已經在上周六晚與家屬代表見面，并在第一時間將有關數據進行提取和保存，以便隨時配合案件調查。……傳銷與詐騙是這個社會巨大的毒瘤。用戶和平臺都深受其害。BOSS直聘將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和家屬，找出真相，讓壞人受應有的制裁。在一切水落石出之際，依據法律應當承擔的一切責任，我們都愿意徹底承擔。”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CEO趙鵬也進行了公開回應：“我們意識到自2015年初以來，平臺執行的‘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這一機制，存在很大的問題。不能及時更新這個策略，是我們的問題。教訓很慘痛。”
在第一份官方聲明中，BOSS直聘把自己劃在用戶的同一側，以受害者自居，“傳銷與詐騙是這個社會巨大的毒瘤，用戶和平臺都深受其害”。這一聲明無法讓大眾信服，也有失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畢竟有個事實，它是回避不了的：它恰是李文星死因鏈條上的重要一環，正是它不嚴格的平臺審核，讓假boss與李文星直接接觸，將他引向了不歸路。即便不是主要責任方，這種聲明卻不得不讓人產生BOSS直聘在推卸責任的印象。
那么問題來了，BOSS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在這里島君引用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新年的話來回答，“對于這種事件，關鍵是要追究詐騙者的責任，但如果招聘網站平臺對此知情，則不論是否具體參與實施了詐騙活動的后續環節，亦可作為共犯處理。”“對于顯而易見的，平臺應當獲知的違法信息，平臺負有監測排除的義務。特別是經過受害者反映投訴或公安機關通報，平臺已經獲知的違法信息，如果未及時刪除而造成的損害擴大部分顯然應當承擔責任。”
再看，CEO趙鵬的回應，把問題集中導向了一點：最初設立的機制的漏洞，即長期以來的堅持的“只發一個職位，資料合規，可以先發；不觸發舉報，可以招聘”。問題是，為什么對“只發一個職位”的招聘方的資質不強制審核？對于這個問題，BOSS直聘CEO趙鵬曾經對媒體表示，“并沒有采取事先審查的原因基于兩點，一是沒有資源，二是可能也沒有資格。”所以，平臺采用事后擔責的操作形式，以牛人舉報——平臺查封——與企業探討是否誤舉報。在這個過程中，趙鵬更偏向于求職者。在舉報過后，Boss直聘設立黑名單，并且針對一些重點災區加大審核。
且不論把審核的重任分解到外部人是否符合規范。這種放寬的策略，帶來的好處是比較明顯的，數據應該會很好看。而對于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來說，數據或許才是最大的競爭力。但是數據是否也是應該以安全為前提？
8月3日早上，虎嗅發布了一篇《前BOSS直聘市場公關經理給李文星母親的一封信》，前BOSS直聘市場公關經理朱利安提起，“在公司成立到2016年上半年期間，BOSS直聘一直保持著非商業化運營，也正是在那段時間里企業進入了高速發展并不斷斬獲口碑的黃金時期。但隨著2016年下半年，公司進入全面商業化階段，各種付費工具、付費活動業務的經過全面推廣，產品和團隊的重心開始轉移。”
“2016年底我離開Boss直聘，期間并沒有留下任何遺憾。因為原本我帶著借助移動互聯網打掉中間環節完成HR行業的一次革命的理想，卻沒想誤入了銷售們靠賣人簡歷而從中獲利的皮肉生意。”
朱利安還表示，其實BOSS直聘對于企業資質是有審核機制的，但由于銷售團隊KPI的考核，這層層審核機制又形同虛設。
▲ 企業審批程序
朱利安可能是主觀視角，但指向的或許才是本質問題。
企業商業化運營是理所應當，追求利潤，也是本職所在。問題在于，當企業追求商業利潤的時候，是不是要以犧牲用戶利益為代價？更高一層，我們要叩問、企業要反思的是，一個企業的使命、價值觀。
互聯網企業以技術為支撐。技術上或許本身存在漏洞。但技術本身是無罪的，“不作惡”是底線。
BOSS直聘的這一危機算是給紅極一時的互聯網公司一個警醒，在為估值、為行業競爭沖數據的同時，除了承擔法律責任，或許應該想想，該在多大程度去承擔社會責任。
互聯網時代下，聯系用戶雙方的互聯網平臺作用越來越重要。平臺想要獲得收益自然是應當的，但要保障信息的安全，要對信息發布方的資質、信用進行審核。這不僅是對人生仍舊充滿想象的李文星們負責，也是為了互聯網企業自身的發展。互聯網應該擴大社會福利，不能成為壞人的幫兇。
李文星之死讓人想起了魏則西之死。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經歷驚人的相似。他們都是2012級的大學生。他們都是在知名、正規的平臺遇見的“李鬼”。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找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結果落入莆田系之手。李文星通過BOSS直聘找到北京科藍公司，結果落入傳銷組織之手。
無論詐騙還是傳銷，“李鬼”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李鬼”得到了宋江的背書，梁山的認證。我們不能苛責魏則西、李文星們警惕性不夠，他們都行走在自認為的陽光下，黑暗卻不期而至。我們必須在陽光下也如履薄冰嗎？我們必須對每一個名頭響亮的平臺疑神疑鬼嗎？我們必須不跟任何陌生人說話嗎？沒人想要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也沒人能煉成360度無死角的火眼金睛。
要為好人開拓生存空間，只能壓縮壞人的生存空間。這不是讓百度、BOSS直聘這些平臺承擔額外義務，而是它們在享受商業利益之時分秒不能推卸的責任。掙一分錢，擔一分責，于法于情于理都是如此。
“魏則西事件”催生了“魏則西條款”。2016年7月，工商總局發布《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將付費搜索明確為互聯網廣告。百度裁撤了醫療事業部，360宣布放棄醫療廣告，搜狗推出了明醫搜索。事到如今，如果李文星之死也能讓整個網絡招聘行業有所改變，那么至少他也能有所安慰。
但不要總讓無辜者用生命去推動社會的進步，防患未然是監管部門、相關企業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