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參與過這場活動的人們回想起這場盛會，第一個想起的恐怕還是王曉東。
2017年11月28日，北京雁棲湖企業家致良知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千多位企業家、創業者匯聚一堂。不管這次活動上那么多重量級嘉賓的分享有多精彩，名不見經傳的王曉東都是其中異常閃亮的一位。
王曉東是山東德州市慶云縣的縣委書記。這是一個地處魯冀交界的小縣城，人口只有30萬出頭。在王履職后僅一年多的時間，這個縣的很多重要指標都已升到全市前列。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縣委書記。他開會很少正襟危坐地照本宣科，而是習慣像企業家一樣用PPT演示內容；他很少寫官樣文章，而是拉著四套班子的負責人為他服務的老百姓朗誦詩歌；他不喜歡在辦公室里坐而論道，喜歡不定期地帶著局長們在縣里的工地、學校、街道晨跑，從而發現基層那些長期無人過問的死角，現場解決問題，“有的時候一早晨現場解決的問題，比一個星期都多，我們覺得這是提高效率的很好的辦法。”
這次活動他是專門從中央黨校的課堂上請假過來的，“我過去是干招商的，那時候跟企業家見面也不容易。聽說今天現場有4000多企業家，我如果照原來一天見一個，得見10年。所以，我一定要來。”在他的規劃里，他轄下的這塊土地將打造成中國親商營商環境第一縣，他需要鏈接、激活更多的企業家，以使這塊土地在他接下來的政治生涯中變得產業興旺，富有活力，并重新找回一些丟失已久的美好品質。
那晚，他邁向舞臺中心，開口講述自己和他團隊正在展開的故事。忘我的狀態里，他一直被臺下熱烈的掌聲所淹沒。演講結束時，坐在現場的我聽到身旁一個人感慨，“縣委書記如果都像這樣，中國要比現在強大好幾倍！”另一人卻說“我抽空去看看，是不是吹的牛”。
兩個月后，我冒著風雪趕赴慶云，見到了王。這座縣城的風貌與它全國的2000多個同伴并無明顯不同，讓我吃驚的是，司機在城區竟找了半天停車位。他說，這個政府財政收入偏低的縣，民間卻將近每兩戶就有一輛車。路邊，有幾人正在掃雪，那是附近居民自發自愿的行動。白雪映襯著不遠處的紅磚黛瓦，那是一所學校，是當地最美的建筑。
對 話 王 曉 東
01
問：您上次的演講準備了多久，為什么那么打動人？
王曉東：我們以前做招商的時候，經常開招商推介會，所以我對企業家這個群體不陌生。最初的演講稿，縣委辦公室給我寫過一次，我還讓我們縣一個愛好文學創作的同志寫過一次，自己又改了一次，但是后來發現不行，那個稿子我拿著念可以，脫了稿以后就不行了。演講最好不是拿著稿子念，因為你是跟大家交流，一拿稿就沒人愿意聽了。
演講也一定不要背稿，一旦卡住，就亂套了，在這方面我是有過深痛教訓的。我在齊河縣工作的時候，上面來檢查淮河流域的治污情況，我那時候剛到任，我們市委書記讓我做現場介紹。我是上午背，中午背，臨上場又從頭到尾背了一遍。臨場稿子往那一放，開始介紹還很流暢，就中間有一句話沒想起來，一緊張就亂套了，往下前言后語就搭不起來了。
習總書記說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我認為現在這種東西幾乎無時無刻不存在。用會議貫徹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講話照本宣科只停留在嘴上，內心沒有所動，沒有觸動靈魂，就沒有效果。我感覺，凡是不用心無實效的東西，就是形式主義的東西。
后來，我就自己列了個提綱。因為當時正好在中央黨校學習，也有老師講陽明心學，我們就一起探討了這個話題。我當時把要講的內容，跟十九大報告結合了一下，也結合了一下企業家視角，捋了一下。黨風是什么？政風是什么？民風是什么？家風是什么？怎么能把這個話說清楚，前前后后腦子里走了好幾遍。再就是很多工作都是我們自己做過的，一講開，腦子里那幅記憶畫就打開了，對整個演講我還真是做了很認真的準備。上去就可以對著臺下的眼睛、對著大家用心的交流，就感覺自然多了。
02
問：聽說講完之后，就有企業家到這邊來投資，是這樣嗎？
王曉東：那是講完以后的第4天是個周末，我們去北京通州一家公司。這家企業之前選了懷柔、秦皇島，也來我們這里考察過，將近半年的時間，定不下來，它也在比較各地的優惠政策嘛。
那天他們說再談一次。我說咱半個小時的時間，行就是行，不行我尊重您的選擇。我去了以后，馬老板就說，我海航一個朋友把你那個演講視頻發過來了，我確定去，還會帶上幾個企業家朋友一起去，咱談具體條件。
我說這就好辦了。你要是還不確定，光比政策不靠譜。一些地方可能答應給的政策很優惠，但能不能給你兌現？別的地方給你免稅三年，那我給你免五年吧。但我走了以后，誰給你兌現？不過你只要確定去，咱誠心誠意談條件那就好談了。我們的原則就是親誠惠容，互利共贏，政策要確保兌現，兌現不了，那只不過是空頭支票。結果半個小時確定了，而且比我們預期的都好，稅收什么也沒提，只提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說這個東西馬上能給你兌現。
我一直在跟他說，我們為什么提出民風這個軟實力？企業到一個地方，就好像我們女兒找婆家一樣，嫁過來這就想扎根這里。不可能幾千萬的資金落在這兒了，一看不行又搬家。這塊土壤怎么樣？風氣怎么樣？是不是今天好，明天不好？時間長了以后，你感覺處處受限制，覺得不順心，那肯定對你企業的發展有妨礙。要是環境好了，就跟種樹苗一樣，我們把這個土壤給你弄好，小樹給你培養成大樹，大樹給你培養成森林。我們這是一種互利共贏嘛，你們發展起來了，我們政府和當地百姓都受惠。
03
問：我看您之前在德州開發區干了10年招商，對企業家群體有什么觀察？
王曉東：實際上，我在開發區一直干招商工作。
應該說那個時候的企業家和現在不一樣，那些年正是企業的初創期，跑馬圈地，到處找地盤，建工廠。那時候需求還是一個主要矛盾，你只要生產出東西來，市場上就有人要。
我們從珠三角、長三角、北京、河北迎接了一批優秀企業到開發區。現在回過頭看，這些企業已經成為我們開發區的納稅主體了。比如說，我們以前引進的樂華陶瓷，現在納稅到了5000萬；引進的河北京津集團、雙匯集團，現在納稅兩個多億。開發區去年整個財政稅收已經將近30億了，成為我們市的一個稅收主體。
我對企業家的了解，也是與時俱進的。企業家這個群體良莠不齊，尤其是當時那種情況下。做企業目的當然是盈利，但是盈利之后干什么？大家沒有思路。有的甚至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地去盈利。
現在企業家這個群體有很大變化，他思考的不一樣了，更多的有了家國情懷，有了社會責任感，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不一樣了。為什么假冒偽劣現在少了？第一，國家治理科學嚴格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中了經濟發展的脈絡。第二，企業家自律意識強了，企業家群體也在主動適應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的轉變。
04
問：慶云要打造“營商環境第一縣”，準備如何改善營商環境？
王曉東：核心還是把很多的行政資源，枝枝葉葉整合到一起，提高辦事效率和服務意識，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風尚。
整合的過程，對很多部門的利益、權力是一個削弱的過程，權力削弱就好像讓他們失去了存在感。我給他們講，咱們以前是給企業體檢的多，按摩的少。本來應該是企業哪里不舒服，我給整得舒服的，搞得你舒筋活血就可以。我們卻是搞體檢，哪里不行就給你開藥方，下罰單，動手術，甚至給你截肢，最后大卸八塊，把一個企業整得傷痕累累（這還有什么企業敢來）。
我們還講現在要提倡服務的3.0。
1.0是企業不來找不給辦，俗話說的門難進，臉難看。
2.0是我按規定辦，就是俗話說的門好進，臉好看但是要按規定辦。我說如果我們每一個部門都按規定辦，就能把一個企業給辦死。
3.0是主動走出去幫助企業，實行首辦負責制，幫辦代辦，我們今年搞了個一枚印章管審批，實行讓企業只跑一次腿，把企業的發展當做自已的事，幫著企業量身定做鏈接資源嫁接政策，一辦到位，一幫到底，把部門幫企業解決發展壯大問題為考核指標。這個效果就很好，企業家的反響也很好。
我們現在政府層面一把手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問題出在直接跟企業面對面、點對點辦事的這個環節上，因為我們的要求到了局長、副局長層面就斷代了，往下執行成了防火墻，成了夾芯板，下面的有時候該怎么干還怎么干，我們就要破解這個癥結。
所以我們今年搞了一個督考再深化，一直考核到每個局里跟企業接觸的每一個人。你今年給企業辦了多少事，達到了什么效果，要讓企業不但對這個局進行評價，還對你個人進行評價。你只要刁難企業，我們一經查實，調離這個崗位，剝奪你的權力，不再給你第二次機會。我去年干掉了兩個村的支部書記，隨便插手干擾企業的建設工程，干得再好也不行。
我們請來了北京道橋集團把這個城市地下的管網全部按高標準（50年都不落后的標準）在鋪設，讓來慶云的企業家看到，我們是用心在建設這個城市，讓企業家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官員，這個城市的老百姓，對于企業家是包容的，是認同的，是共融的。
我說一個地方最美的風景，永遠是人。我想把這些理念融匯成一體，把這里打造成經濟繁榮、有后勁，老百姓民風又好，教育事業又發達，企業能夠在這里扎根生長的這么一個綠色發展的活力城市。
05
問：您曾講過“政商其實是一個共同體”，如何理解？“親”和“清”在實踐中具體應該怎么把握？
王曉東：我常說政商關系好比高速鐵路的兩條鋼軌，“政”是一條鋼軌，“商”是一條鋼軌。這兩條鋼軌保持一個平等穩定的距離，“中國夢”這個快車才會開得越來越快。總書記提的中國夢，政商是個共同體。作為我們政府，領導人民實現偉大夢想，企業家在“中國夢”的實現當中是起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說，這個中國命運的共同體，需要政和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互利共贏。
把握“親”和“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標準，具體還是在自己的內心。
官員這個層面首先要做到“親”和“清”。“親”，你對企業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企業也有了困難，你是不是真心真意地去扶持？還是帶著一種個人的利益，我幫助你，你得給我一點回報，你給我的回報越多，我可能幫助你的力度越大，甚至做出出格的事情來。“清”是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作為一個黨政官員要擺正自己的位置，這是你的職責所在。如果擺不正自己的位置，內心清凈不了，在這個崗位上就會出問題。
企業也應該這樣去做。企業不要想，我為獲得一些超常的利益，圍獵一個干部，給他下套，甚至是帶著一種交易的心理，你給我點大利益，我給你點小利益。企業如果這樣做，早晚要出問題。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劉鶴同志用很簡單的語言講了這個邏輯，他說“企業做生意是需要有本錢的，投資是有風險的，你做了昧良心的事是會有報應的”。
所以，企業和政府官員兩方面要互信，兩個內心都要擺正。我們好多企業出問題，甚至倒閉，是內心出了問題，心靈品質出了問題。要建設好自己的心，要把自己的心修正。我們現在學傳統文化，有一些體會。我覺得我們的古圣先賢總結出來的這一套邏輯公式太精辟太準確了。
如《大學》里面說的修齊治平，往上推就是誠意正心，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就講你這個意念誠不誠？心正不正？學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你先把這個初心弄正了，把這個本意弄誠了，往下你才知道怎么去修身，怎么去齊家，怎么去治國。你看它這套公式，反推也一樣，邏輯性太強了，實際上想來想去，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如果不是遵循這個邏輯，結果不一定會好。為什么？從表象出發跟從內心出發，大家是能感受到的。
06
問：以您的級別，物質待遇方面可能相當于一線城市的一個普通白領。你對自己和同事在這方面的狀況滿意嗎？
王曉東：不太滿意。
我們昨天把黨校的老師請過來也談到這個問題，“有恒產者有恒心”和“無恒產者無恒心，惟士為能。”像我們這樣的人，只有把自己的內心修煉到一定程度，對這種外在條件欲望不強的時候，才能做到。
你看我們這些伙計，早晨加班，晚上加班，他們的付出，并不比企業家的付出低，但是他們的收入就是這樣。當然也有出工不出力的，工資照樣不少拿。你看我們這個縣的干部，去年這一年，上午工作4個小時，有的下午工作8個小時，可以說超過以往干部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我們能給他多開錢嗎？加班和不加班，干活和不干活，干多干少，效率如何？應該有一個科學的薪酬比例或者是獎勵比例，但是這個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設計和實施。
是有不平衡，但你不是在做一個企業，勞動的時間越長，創造的效益越多，收入就越高。還是對自己有一個價值觀的約束，因為我跟企業家沒在一條鋼軌上，你是那條鋼軌，我是這條鋼軌。我們要老想著發財，尤其在縣委書記這個崗位上，那你就到頭了，因為你手上的資源太多了，研究出臺一項政策，那你要搞清為誰出的政策？公平不公平？受益者是誰？跟企業有沒有利益輸出？有沒有利益交換？大家都在看你，上邊監督，下邊監督，我們現在完全是在一個很透明的群體。
就像王陽明先生所說，“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我必須讓自己超越功利之心。作為一個官員，還是應該有種境界，如果你老把功名利祿放到心上很重的位置，你做事的時候，就會覺得很虧。
07
問：上次很多人覺得您的演講超出人們對一個縣委書記的預期，回頭來看，覺得自己的仕途順利嗎？
王曉東：我對自己仕途沒太在意，跟我這個人行事風格有關系。什么請客送禮這種事，我不愿干。一些違心的話，我也不愿意說。可能有人覺得，你沒有訴求，你不要求進步。為什么我在農業局一干13年，在開發區一干13年，踏實的干事就行了，招引進一個企業，從小到大我看它成長，跟看自己孩子似的，挺高興的。
到這個知天命年齡以后，已經沒有太多的欲望，把這個地方弄得讓自己感到無愧于心就好。我從比較好的縣到了一個最差的縣，真是感覺到這種落差，這種落差帶給你一種責任感。你看我從經濟開發區到了齊河，我那個時候只想把齊河弄得更好。但是從我們全市的第一縣到了全市倒數第一縣的時候，我一下感覺到這個差距了。這個差距不僅是經濟的差距，經濟落后的背后，干部作風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有一種責任，也可能是我這個人比較要強吧，從參加工作開始，我沒有把一個隊伍帶成倒數第一過，而且在縣委書記這個崗位上，黨給我們這個崗位一般就是五年的時間，也就是一屆。尤其是我這個年齡50多歲了不會讓你干第二屆。我現在每天就跟倒計時一樣，我想今天干一天少一天了，干一年少一年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我看書比較雜，愿意接受新東西，我個人有一種見賢思齊的沖動。我看哪些做得比較好，我有一種對他的研究和向往。我每年給下屬兩個月的時間自已安排出去對標學習，你找最好的地方，看看咱們跟他們的差距在哪里，人家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這一年進步挺大，也得益于我們干部隊伍標準上來了。原來不出去，窩在家里不行。
我來慶云工作是2016年4月份，6月份拉著我的干部，圍著十幾個縣轉一圈，看人家的亮點，我們為什么排在倒數第一？看了就服氣了，是真趕不上人家，項目趕不上人家，干部作風趕不上人家，你不服不行，差距找到了。又到南方去，你看人家干部作風的效率，抓工作的標準，招商引資的力度，感覺到了更大差距。所以呢，自己有一種把一個貧困縣帶上去的責任感。一年后看這個縣城的變化，大多數老百姓還是認可的，我們也有成就感。
所以，這種動力來源于你在這個崗位上，你需要擔負起這種責任。否則你自己沒法對組織交代，當你離開的時候，也沒法對這幾十萬老百姓交代。我離開齊河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在這個崗位上，我沒有偷懶，這是我對自己的評價。在慶云這兒工作離開的話都想好了，我說在慶云這幾年，我竭盡全力了，沒有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
08
問：您近期最開心和操心的各是什么？
王曉東：近期高興的還是我們經過去年一年，整個縣都有了變化，老百姓有了變化，干部的精氣神上來了。我們2017年的工作，贏得了老百姓的認可，贏得了全市的認可，這是比較高興的。再不認為我們是最落后的了，包括市里面一些部門，原來一說咱們德州哪里最窮最落后，想都不用想，就是慶云。但是現在，很多方面我們走到全市前面去了，我們這個路走對了。一年下來，感覺有點成就感。
最操心的還是我們的實體經濟。全市只有兩個縣沒有稅收過五千萬的企業，慶云是其中之一。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民風也好，效率也好，文化也好，所有的理念離不開一個核心，就是給企業打造一個好的發展環境。
我們提出打造山東親商營商環境第一縣，方方面面要為營商環境做文章，要真正為企業著想。我們一方面培育自己的企業，從求速度轉向高質量，把本地的企業培養好；另一方面要拿出更多的力量來抓招商引資，對企業，對經濟，對我們慶云整個發展來說，有一個新動能再造的過程。
好的是，現在我們口碑有了，引來了一批好企業，去年從京津冀地區來了40多家企業。我跟我們的縣長說，我這一屆干不完你接著干，我們的縣長是個博士，做經濟工作很專業，所以今年我們經濟工作的核心就是雙招雙創（招商招才，創新創業）精準招商，我們想通過幾年，把環境打造好，把好企業的種子引進來，小苗培成大樹，后勁還是不錯的，我們有信心。
09
問：您去年開始學習致良知，有哪些具體的體會和收獲？
王曉東：我首先感覺到了王陽明圣賢的力量。
第一，這個500年前的官員離我們太近了。我們也是官員，他也是官員，而且人家的官比咱大多了，人家按當時應是部級的官員了。他這個官員按照現在的干部評價標準，就是忠誠、干凈、擔當的，我認為古往今來，用忠誠、干凈、擔當來評價一個官員，王陽明是第一人。
第二，他講的很多東西，我們是認同的。比如，“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這9個字，你去分析，就是說我們這些人，如果天天有內心的私欲積滿的話，會非常累。他講去一份私欲就存一份天理。我們現在理解天理，天理就是規律嘛，我們共產黨的天理就是為人民服務嘛。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地消化、磨煉，去你的私欲，固守那份天理，良知就出來了。我自己是有這個體會的。如果做一件事的時候，老想對自己有利，決策就會出問題。放下這個東西，反而輕松。
再比如，誠則明、明則誠。這個“誠”，我覺得非常的受益。我們去年很多工作，我跟好多人談事的時候，我發自內心地跟他們交流，無意中鏈接了很多的資源。我們去年光國家的榮譽拿了十幾個，包括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在爭取上級政策當中，一個“誠”省去了很多。你如果從內心做到了，會出現一些意外的信息和資源，跟你對接。
舉我們中法生態城這個例子，全國2800多個縣，“中法生態城”到地市級都爭得頭破血流，為什么落戶到一個縣？也許是我們感動了對方這個伙伴。他們專家組到我們縣里來的時候，他說你這個縣，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樣，看得出你們是真用心想把我們留下，把項目做好，用心對這一方百姓的土地負責任。他們開始選了7個地方，現在淘汰了3個，最后定下來縣級就我們一個。所以，你做得到“誠”的時候，就會對事明白，內心沒有雜質，別人也體會得到。
第三，干部在位要立志。總書記也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干部不立志的時候，可能覺得做的都是一些無所謂的事，但是一旦志向在心里扎根，很多東西會發生變化。我帶著我們的干部隊伍公開立志，我們立志要做讓慶云老百姓驕傲的兒女。大膽地說出來，對著慶云幾十萬老百姓都說出來，行動就不一樣了。
第四，知行合一，這也是總書記提倡的。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還停留在知這個層面，知沒有去行。王陽明講，知行本一，但是我們很多時候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甚至知而不行。這是最大的問題。為什么總書記說要抓落實啊？現在很多部署就是抓而不實。還有《傳習錄》中的很多觀點，學一遍有一遍的體會，把王陽明的致良知學透，再看中央的文件，再去聽習總書記講話的時候，你領悟得更深。
10
問：您說十九大報告里邊有57個“心”，您讀到的習大大的這顆心是什么樣的？
王曉東：第一，總書記開篇講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現在這個年代，實際上對初心缺少了打磨，使它蒙上了灰塵。大家的這個初心，對共產黨成立的時候為人民謀幸福這個初心，實際有所減弱。前些年我們注重抓經濟建設，這個為群眾心沒有體現出來。我們的老祖宗挖掘人的內心是非常到位，但是咱們現在碰觸的少了，造成人性良知缺位，有時候光用眼去看，不敢用心去體驗、去思維。
第二，要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十九大報告一個很大的命題是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工作的著力點和重點，忽視了為了人民這個中心，老百姓想什么，企業家想什么，有時候我們感覺不到了，就是這個晴雨表失靈了。
我有時候有一種憂慮。我跟我同事說，我怕有一天會找不到和企業家對話的渠道，因為人家企業在學習在與時俱進，他講的東西你聽不懂，聽不進，知識和思維都落后了，將來和企業家接觸不了。比方說傳統文化，如果黨員干部不去研究學習傳統文化，現在企業家開始用老祖宗的管理方法，但是我們自己還不知道，也不接觸；而且有時候還把馬列主義和傳統文化對立起來，這樣下去：第一，和企業家對話不了；第二，和老百姓也對話不了。
黨如果不到人民群眾中間，不去心連心，會越來越讓自己成為封閉的群體。在互聯網這么發達的情況下，老百姓、企業家跟世界在發生連接，跟方方面面都在發生互動。如果我們不這樣去做的話，就跟群眾找不到對話的渠道，會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你靠什么去帶領群眾，民族精神靠什么去凝聚？人民的信心靠什么去振奮？你是要領著群眾跟你走，還是群眾主動愿意跟你走？這是個關鍵問題。
11
問：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預期會推出很多新改革舉措。您個人最期待哪方面的改革突破？
王曉東：分這么幾個層面。
一個是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要把束縛經濟、束縛企業家的一些條條框框破解掉。目前感覺從企業的角度看，從上到下還是有框框的東西存在，如何留住企業家的人和心很關鍵。
再一個，是農業這個層面。我覺得中央出的農業政策很好了，目前是落地的問題。農村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土地的集約化，還有社會化服務問題。還有一個是保護資源問題。咱們40年的發展，實際上犧牲了很多農村的資源，有的地方是以犧牲資源為代價，甚至是環境的代價來發展經濟。如何解決這個拼資源的問題，現在中央也意識到了，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特別是綠色發展的理念。但是像我們這么一個大國，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也很關鍵。
改革是有一批真正下去摸石頭，甚至跌了跟頭的人。這40年走過來還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能不能再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經濟的大發展。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一個龐大的企業家群體了，我們接下來的路怎么走？我就明顯地感覺，南方和北方差距很大。南方經濟為什么發展快，南方人勇于創新，能把一干成二，咱們是上面說一就是一，甚至說個一，到我們這兒成0.5了，給你政策很寬，越到基層自己越窄了。還是個思想不解放的問題。
還有一個調動積極性的問題，比方說到縣里，包括政府人員也好，教師也好，過了50歲以后不想干事。為什么？晉升的空間沒有了，再者面臨退休了，干也這樣，不干也這樣，年輕的時候干還等著一官半職，上五十就沒動力了。這是一大批資源的浪費和閑置，如何把這些人利用起來，并且這些老先生不干事，新的人來了以后，一看他們不干，積極性也受到打擊。我覺得整個的行政體制得有一個創新，應該有個制度設計，發揮好年過半百這些人的作用，光靠自覺不行。
還要有具體的規則，細節的設計，大家真的有認同感才行。很多從上面來的政策，有時候執行起來是有問題的，因為是在辦公室里想的。
焦裕祿給我很大的啟示就是到群眾中找辦法，當年蘭考的“三害”——鹽堿，風沙，內澇，治理的辦法無一不是群眾發明的，一定要深入群眾當中發現群眾關心的問題，而且解決這些問題老百姓有的是辦法。
作 者：陳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