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以后,參與過這場活動的人們回想起這場盛會,第一個想起的恐怕還是王曉東。
2017年11月28日,北京雁棲湖企業家致良知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千多位企業家、創業者匯聚一堂。不管這次活動上那么多重量級嘉賓的分享有多精彩,名不見經傳的王曉東都是其中異常閃亮的一位。
王曉東是山東德州市慶云縣的縣委書記。這是一個地處魯冀交界的小縣城,人口只有30萬出頭。在王履職后僅一年多的時間,這個縣的很多重要指標都已升到全市前列。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縣委書記。他開會很少正襟危坐地照本宣科,而是習慣像企業家一樣用PPT演示內容;他很少寫官樣文章,而是拉著四套班子的負責人為他服務的老百姓朗誦詩歌;他不喜歡在辦公室里坐而論道,喜歡不定期地帶著局長們在縣里的工地、學校、街道晨跑,從而發現基層那些長期無人過問的死角,現場解決問題,“有的時候一早晨現場解決的問題,比一個星期都多,我們覺得這是提高效率的很好的辦法。”
這次活動他是專門從中央黨校的課堂上請假過來的,“我過去是干招商的,那時候跟企業家見面也不容易。聽說今天現場有4000多企業家,我如果照原來一天見一個,得見10年。所以,我一定要來。”在他的規劃里,他轄下的這塊土地將打造成中國親商營商環境第一縣,他需要鏈接、激活更多的企業家,以使這塊土地在他接下來的政治生涯中變得產業興旺,富有活力,并重新找回一些丟失已久的美好品質。
那晚,他邁向舞臺中心,開口講述自己和他團隊正在展開的故事。忘我的狀態里,他一直被臺下熱烈的掌聲所淹沒。演講結束時,坐在現場的我聽到身旁一個人感慨,“縣委書記如果都像這樣,中國要比現在強大好幾倍!”另一人卻說“我抽空去看看,是不是吹的牛”。
兩個月后,我冒著風雪趕赴慶云,見到了王。這座縣城的風貌與它全國的2000多個同伴并無明顯不同,讓我吃驚的是,司機在城區竟找了半天停車位。他說,這個政府財政收入偏低的縣,民間卻將近每兩戶就有一輛車。路邊,有幾人正在掃雪,那是附近居民自發自愿的行動。白雪映襯著不遠處的紅磚黛瓦,那是一所學校,是當地最美的建筑。
對 話 王 曉 東

01
問:您上次的演講準備了多久,為什么那么打動人?
王曉東:我們以前做招商的時候,經常開招商推介會,所以我對企業家這個群體不陌生。最初的演講稿,縣委辦公室給我寫過一次,我還讓我們縣一個愛好文學創作的同志寫過一次,自己又改了一次,但是后來發現不行,那個稿子我拿著念可以,脫了稿以后就不行了。演講最好不是拿著稿子念,因為你是跟大家交流,一拿稿就沒人愿意聽了。
演講也一定不要背稿,一旦卡住,就亂套了,在這方面我是有過深痛教訓的。我在齊河縣工作的時候,上面來檢查淮河流域的治污情況,我那時候剛到任,我們市委書記讓我做現場介紹。我是上午背,中午背,臨上場又從頭到尾背了一遍。臨場稿子往那一放,開始介紹還很流暢,就中間有一句話沒想起來,一緊張就亂套了,往下前言后語就搭不起來了。
習總書記說要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我認為現在這種東西幾乎無時無刻不存在。用會議貫徹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講話照本宣科只停留在嘴上,內心沒有所動,沒有觸動靈魂,就沒有效果。我感覺,凡是不用心無實效的東西,就是形式主義的東西。
后來,我就自己列了個提綱。因為當時正好在中央黨校學習,也有老師講陽明心學,我們就一起探討了這個話題。我當時把要講的內容,跟十九大報告結合了一下,也結合了一下企業家視角,捋了一下。黨風是什么?政風是什么?民風是什么?家風是什么?怎么能把這個話說清楚,前前后后腦子里走了好幾遍。再就是很多工作都是我們自己做過的,一講開,腦子里那幅記憶畫就打開了,對整個演講我還真是做了很認真的準備。上去就可以對著臺下的眼睛、對著大家用心的交流,就感覺自然多了。

02
問:聽說講完之后,就有企業家到這邊來投資,是這樣嗎?
王曉東:那是講完以后的第4天是個周末,我們去北京通州一家公司。這家企業之前選了懷柔、秦皇島,也來我們這里考察過,將近半年的時間,定不下來,它也在比較各地的優惠政策嘛。
那天他們說再談一次。我說咱半個小時的時間,行就是行,不行我尊重您的選擇。我去了以后,馬老板就說,我海航一個朋友把你那個演講視頻發過來了,我確定去,還會帶上幾個企業家朋友一起去,咱談具體條件。
我說這就好辦了。你要是還不確定,光比政策不靠譜。一些地方可能答應給的政策很優惠,但能不能給你兌現?別的地方給你免稅三年,那我給你免五年吧。但我走了以后,誰給你兌現?不過你只要確定去,咱誠心誠意談條件那就好談了。我們的原則就是親誠惠容,互利共贏,政策要確保兌現,兌現不了,那只不過是空頭支票。結果半個小時確定了,而且比我們預期的都好,稅收什么也沒提,只提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說這個東西馬上能給你兌現。
我一直在跟他說,我們為什么提出民風這個軟實力?企業到一個地方,就好像我們女兒找婆家一樣,嫁過來這就想扎根這里。不可能幾千萬的資金落在這兒了,一看不行又搬家。這塊土壤怎么樣?風氣怎么樣?是不是今天好,明天不好?時間長了以后,你感覺處處受限制,覺得不順心,那肯定對你企業的發展有妨礙。要是環境好了,就跟種樹苗一樣,我們把這個土壤給你弄好,小樹給你培養成大樹,大樹給你培養成森林。我們這是一種互利共贏嘛,你們發展起來了,我們政府和當地百姓都受惠。
03
問:我看您之前在德州開發區干了10年招商,對企業家群體有什么觀察?
王曉東:實際上,我在開發區一直干招商工作。
應該說那個時候的企業家和現在不一樣,那些年正是企業的初創期,跑馬圈地,到處找地盤,建工廠。那時候需求還是一個主要矛盾,你只要生產出東西來,市場上就有人要。
我們從珠三角、長三角、北京、河北迎接了一批優秀企業到開發區。現在回過頭看,這些企業已經成為我們開發區的納稅主體了。比如說,我們以前引進的樂華陶瓷,現在納稅到了5000萬;引進的河北京津集團、雙匯集團,現在納稅兩個多億。開發區去年整個財政稅收已經將近30億了,成為我們市的一個稅收主體。
我對企業家的了解,也是與時俱進的。企業家這個群體良莠不齊,尤其是當時那種情況下。做企業目的當然是盈利,但是盈利之后干什么?大家沒有思路。有的甚至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地去盈利。
現在企業家這個群體有很大變化,他思考的不一樣了,更多的有了家國情懷,有了社會責任感,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不一樣了。為什么假冒偽劣現在少了?第一,國家治理科學嚴格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中了經濟發展的脈絡。第二,企業家自律意識強了,企業家群體也在主動適應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的轉變。
04
問:慶云要打造“營商環境第一縣”,準備如何改善營商環境?
王曉東:核心還是把很多的行政資源,枝枝葉葉整合到一起,提高辦事效率和服務意識,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風尚。
整合的過程,對很多部門的利益、權力是一個削弱的過程,權力削弱就好像讓他們失去了存在感。我給他們講,咱們以前是給企業體檢的多,按摩的少。本來應該是企業哪里不舒服,我給整得舒服的,搞得你舒筋活血就可以。我們卻是搞體檢,哪里不行就給你開藥方,下罰單,動手術,甚至給你截肢,最后大卸八塊,把一個企業整得傷痕累累(這還有什么企業敢來)。
我們還講現在要提倡服務的3.0。
1.0是企業不來找不給辦,俗話說的門難進,臉難看。
2.0是我按規定辦,就是俗話說的門好進,臉好看但是要按規定辦。我說如果我們每一個部門都按規定辦,就能把一個企業給辦死。
3.0是主動走出去幫助企業,實行首辦負責制,幫辦代辦,我們今年搞了個一枚印章管審批,實行讓企業只跑一次腿,把企業的發展當做自已的事,幫著企業量身定做鏈接資源嫁接政策,一辦到位,一幫到底,把部門幫企業解決發展壯大問題為考核指標。這個效果就很好,企業家的反響也很好。
我們現在政府層面一把手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問題出在直接跟企業面對面、點對點辦事的這個環節上,因為我們的要求到了局長、副局長層面就斷代了,往下執行成了防火墻,成了夾芯板,下面的有時候該怎么干還怎么干,我們就要破解這個癥結。
所以我們今年搞了一個督考再深化,一直考核到每個局里跟企業接觸的每一個人。你今年給企業辦了多少事,達到了什么效果,要讓企業不但對這個局進行評價,還對你個人進行評價。你只要刁難企業,我們一經查實,調離這個崗位,剝奪你的權力,不再給你第二次機會。我去年干掉了兩個村的支部書記,隨便插手干擾企業的建設工程,干得再好也不行。
我們請來了北京道橋集團把這個城市地下的管網全部按高標準(50年都不落后的標準)在鋪設,讓來慶云的企業家看到,我們是用心在建設這個城市,讓企業家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官員,這個城市的老百姓,對于企業家是包容的,是認同的,是共融的。
我說一個地方最美的風景,永遠是人。我想把這些理念融匯成一體,把這里打造成經濟繁榮、有后勁,老百姓民風又好,教育事業又發達,企業能夠在這里扎根生長的這么一個綠色發展的活力城市。

05
問:您曾講過“政商其實是一個共同體”,如何理解?“親”和“清”在實踐中具體應該怎么把握?
王曉東:我常說政商關系好比高速鐵路的兩條鋼軌,“政”是一條鋼軌,“商”是一條鋼軌。這兩條鋼軌保持一個平等穩定的距離,“中國夢”這個快車才會開得越來越快。總書記提的中國夢,政商是個共同體。作為我們政府,領導人民實現偉大夢想,企業家在“中國夢”的實現當中是起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說,這個中國命運的共同體,需要政和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互利共贏。
把握“親”和“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標準,具體還是在自己的內心。
官員這個層面首先要做到“親”和“清”。“親”,你對企業是一個什么樣的態度?企業也有了困難,你是不是真心真意地去扶持?還是帶著一種個人的利益,我幫助你,你得給我一點回報,你給我的回報越多,我可能幫助你的力度越大,甚至做出出格的事情來。“清”是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作為一個黨政官員要擺正自己的位置,這是你的職責所在。如果擺不正自己的位置,內心清凈不了,在這個崗位上就會出問題。
企業也應該這樣去做。企業不要想,我為獲得一些超常的利益,圍獵一個干部,給他下套,甚至是帶著一種交易的心理,你給我點大利益,我給你點小利益。企業如果這樣做,早晚要出問題。我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時候,劉鶴同志用很簡單的語言講了這個邏輯,他說“企業做生意是需要有本錢的,投資是有風險的,你做了昧良心的事是會有報應的”。
所以,企業和政府官員兩方面要互信,兩個內心都要擺正。我們好多企業出問題,甚至倒閉,是內心出了問題,心靈品質出了問題。要建設好自己的心,要把自己的心修正。我們現在學傳統文化,有一些體會。我覺得我們的古圣先賢總結出來的這一套邏輯公式太精辟太準確了。
如《大學》里面說的修齊治平,往上推就是誠意正心,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就講你這個意念誠不誠?心正不正?學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你先把這個初心弄正了,把這個本意弄誠了,往下你才知道怎么去修身,怎么去齊家,怎么去治國。你看它這套公式,反推也一樣,邏輯性太強了,實際上想來想去,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如果不是遵循這個邏輯,結果不一定會好。為什么?從表象出發跟從內心出發,大家是能感受到的。

06
問:以您的級別,物質待遇方面可能相當于一線城市的一個普通白領。你對自己和同事在這方面的狀況滿意嗎?
王曉東:不太滿意。
我們昨天把黨校的老師請過來也談到這個問題,“有恒產者有恒心”和“無恒產者無恒心,惟士為能。”像我們這樣的人,只有把自己的內心修煉到一定程度,對這種外在條件欲望不強的時候,才能做到。
你看我們這些伙計,早晨加班,晚上加班,他們的付出,并不比企業家的付出低,但是他們的收入就是這樣。當然也有出工不出力的,工資照樣不少拿。你看我們這個縣的干部,去年這一年,上午工作4個小時,有的下午工作8個小時,可以說超過以往干部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我們能給他多開錢嗎?加班和不加班,干活和不干活,干多干少,效率如何?應該有一個科學的薪酬比例或者是獎勵比例,但是這個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設計和實施。
是有不平衡,但你不是在做一個企業,勞動的時間越長,創造的效益越多,收入就越高。還是對自己有一個價值觀的約束,因為我跟企業家沒在一條鋼軌上,你是那條鋼軌,我是這條鋼軌。我們要老想著發財,尤其在縣委書記這個崗位上,那你就到頭了,因為你手上的資源太多了,研究出臺一項政策,那你要搞清為誰出的政策?公平不公平?受益者是誰?跟企業有沒有利益輸出?有沒有利益交換?大家都在看你,上邊監督,下邊監督,我們現在完全是在一個很透明的群體。
就像王陽明先生所說,“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我必須讓自己超越功利之心。作為一個官員,還是應該有種境界,如果你老把功名利祿放到心上很重的位置,你做事的時候,就會覺得很虧。
07
問:上次很多人覺得您的演講超出人們對一個縣委書記的預期,回頭來看,覺得自己的仕途順利嗎?
王曉東:我對自己仕途沒太在意,跟我這個人行事風格有關系。什么請客送禮這種事,我不愿干。一些違心的話,我也不愿意說。可能有人覺得,你沒有訴求,你不要求進步。為什么我在農業局一干13年,在開發區一干13年,踏實的干事就行了,招引進一個企業,從小到大我看它成長,跟看自己孩子似的,挺高興的。
到這個知天命年齡以后,已經沒有太多的欲望,把這個地方弄得讓自己感到無愧于心就好。我從比較好的縣到了一個最差的縣,真是感覺到這種落差,這種落差帶給你一種責任感。你看我從經濟開發區到了齊河,我那個時候只想把齊河弄得更好。但是從我們全市的第一縣到了全市倒數第一縣的時候,我一下感覺到這個差距了。這個差距不僅是經濟的差距,經濟落后的背后,干部作風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有一種責任,也可能是我這個人比較要強吧,從參加工作開始,我沒有把一個隊伍帶成倒數第一過,而且在縣委書記這個崗位上,黨給我們這個崗位一般就是五年的時間,也就是一屆。尤其是我這個年齡50多歲了不會讓你干第二屆。我現在每天就跟倒計時一樣,我想今天干一天少一天了,干一年少一年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我看書比較雜,愿意接受新東西,我個人有一種見賢思齊的沖動。我看哪些做得比較好,我有一種對他的研究和向往。我每年給下屬兩個月的時間自已安排出去對標學習,你找最好的地方,看看咱們跟他們的差距在哪里,人家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這一年進步挺大,也得益于我們干部隊伍標準上來了。原來不出去,窩在家里不行。
我來慶云工作是2016年4月份,6月份拉著我的干部,圍著十幾個縣轉一圈,看人家的亮點,我們為什么排在倒數第一?看了就服氣了,是真趕不上人家,項目趕不上人家,干部作風趕不上人家,你不服不行,差距找到了。又到南方去,你看人家干部作風的效率,抓工作的標準,招商引資的力度,感覺到了更大差距。所以呢,自己有一種把一個貧困縣帶上去的責任感。一年后看這個縣城的變化,大多數老百姓還是認可的,我們也有成就感。
所以,這種動力來源于你在這個崗位上,你需要擔負起這種責任。否則你自己沒法對組織交代,當你離開的時候,也沒法對這幾十萬老百姓交代。我離開齊河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在這個崗位上,我沒有偷懶,這是我對自己的評價。在慶云這兒工作離開的話都想好了,我說在慶云這幾年,我竭盡全力了,沒有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
08
問:您近期最開心和操心的各是什么?
王曉東:近期高興的還是我們經過去年一年,整個縣都有了變化,老百姓有了變化,干部的精氣神上來了。我們2017年的工作,贏得了老百姓的認可,贏得了全市的認可,這是比較高興的。再不認為我們是最落后的了,包括市里面一些部門,原來一說咱們德州哪里最窮最落后,想都不用想,就是慶云。但是現在,很多方面我們走到全市前面去了,我們這個路走對了。一年下來,感覺有點成就感。
最操心的還是我們的實體經濟。全市只有兩個縣沒有稅收過五千萬的企業,慶云是其中之一。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工作,民風也好,效率也好,文化也好,所有的理念離不開一個核心,就是給企業打造一個好的發展環境。
我們提出打造山東親商營商環境第一縣,方方面面要為營商環境做文章,要真正為企業著想。我們一方面培育自己的企業,從求速度轉向高質量,把本地的企業培養好;另一方面要拿出更多的力量來抓招商引資,對企業,對經濟,對我們慶云整個發展來說,有一個新動能再造的過程。
好的是,現在我們口碑有了,引來了一批好企業,去年從京津冀地區來了40多家企業。我跟我們的縣長說,我這一屆干不完你接著干,我們的縣長是個博士,做經濟工作很專業,所以今年我們經濟工作的核心就是雙招雙創(招商招才,創新創業)精準招商,我們想通過幾年,把環境打造好,把好企業的種子引進來,小苗培成大樹,后勁還是不錯的,我們有信心。

09
問:您去年開始學習致良知,有哪些具體的體會和收獲?
王曉東:我首先感覺到了王陽明圣賢的力量。
第一,這個500年前的官員離我們太近了。我們也是官員,他也是官員,而且人家的官比咱大多了,人家按當時應是部級的官員了。他這個官員按照現在的干部評價標準,就是忠誠、干凈、擔當的,我認為古往今來,用忠誠、干凈、擔當來評價一個官員,王陽明是第一人。
第二,他講的很多東西,我們是認同的。比如,“去私欲,存天理,致良知”這9個字,你去分析,就是說我們這些人,如果天天有內心的私欲積滿的話,會非常累。他講去一份私欲就存一份天理。我們現在理解天理,天理就是規律嘛,我們共產黨的天理就是為人民服務嘛。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地消化、磨煉,去你的私欲,固守那份天理,良知就出來了。我自己是有這個體會的。如果做一件事的時候,老想對自己有利,決策就會出問題。放下這個東西,反而輕松。
再比如,誠則明、明則誠。這個“誠”,我覺得非常的受益。我們去年很多工作,我跟好多人談事的時候,我發自內心地跟他們交流,無意中鏈接了很多的資源。我們去年光國家的榮譽拿了十幾個,包括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在爭取上級政策當中,一個“誠”省去了很多。你如果從內心做到了,會出現一些意外的信息和資源,跟你對接。
舉我們中法生態城這個例子,全國2800多個縣,“中法生態城”到地市級都爭得頭破血流,為什么落戶到一個縣?也許是我們感動了對方這個伙伴。他們專家組到我們縣里來的時候,他說你這個縣,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樣,看得出你們是真用心想把我們留下,把項目做好,用心對這一方百姓的土地負責任。他們開始選了7個地方,現在淘汰了3個,最后定下來縣級就我們一個。所以,你做得到“誠”的時候,就會對事明白,內心沒有雜質,別人也體會得到。
第三,干部在位要立志。總書記也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干部不立志的時候,可能覺得做的都是一些無所謂的事,但是一旦志向在心里扎根,很多東西會發生變化。我帶著我們的干部隊伍公開立志,我們立志要做讓慶云老百姓驕傲的兒女。大膽地說出來,對著慶云幾十萬老百姓都說出來,行動就不一樣了。
第四,知行合一,這也是總書記提倡的。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還停留在知這個層面,知沒有去行。王陽明講,知行本一,但是我們很多時候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甚至知而不行。這是最大的問題。為什么總書記說要抓落實啊?現在很多部署就是抓而不實。還有《傳習錄》中的很多觀點,學一遍有一遍的體會,把王陽明的致良知學透,再看中央的文件,再去聽習總書記講話的時候,你領悟得更深。

10
問:您說十九大報告里邊有57個“心”,您讀到的習大大的這顆心是什么樣的?
王曉東:第一,總書記開篇講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現在這個年代,實際上對初心缺少了打磨,使它蒙上了灰塵。大家的這個初心,對共產黨成立的時候為人民謀幸福這個初心,實際有所減弱。前些年我們注重抓經濟建設,這個為群眾心沒有體現出來。我們的老祖宗挖掘人的內心是非常到位,但是咱們現在碰觸的少了,造成人性良知缺位,有時候光用眼去看,不敢用心去體驗、去思維。
第二,要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十九大報告一個很大的命題是要以人民為中心。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工作的著力點和重點,忽視了為了人民這個中心,老百姓想什么,企業家想什么,有時候我們感覺不到了,就是這個晴雨表失靈了。
我有時候有一種憂慮。我跟我同事說,我怕有一天會找不到和企業家對話的渠道,因為人家企業在學習在與時俱進,他講的東西你聽不懂,聽不進,知識和思維都落后了,將來和企業家接觸不了。比方說傳統文化,如果黨員干部不去研究學習傳統文化,現在企業家開始用老祖宗的管理方法,但是我們自己還不知道,也不接觸;而且有時候還把馬列主義和傳統文化對立起來,這樣下去:第一,和企業家對話不了;第二,和老百姓也對話不了。
黨如果不到人民群眾中間,不去心連心,會越來越讓自己成為封閉的群體。在互聯網這么發達的情況下,老百姓、企業家跟世界在發生連接,跟方方面面都在發生互動。如果我們不這樣去做的話,就跟群眾找不到對話的渠道,會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你靠什么去帶領群眾,民族精神靠什么去凝聚?人民的信心靠什么去振奮?你是要領著群眾跟你走,還是群眾主動愿意跟你走?這是個關鍵問題。
11
問: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預期會推出很多新改革舉措。您個人最期待哪方面的改革突破?
王曉東:分這么幾個層面。
一個是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要把束縛經濟、束縛企業家的一些條條框框破解掉。目前感覺從企業的角度看,從上到下還是有框框的東西存在,如何留住企業家的人和心很關鍵。
再一個,是農業這個層面。我覺得中央出的農業政策很好了,目前是落地的問題。農村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土地的集約化,還有社會化服務問題。還有一個是保護資源問題。咱們40年的發展,實際上犧牲了很多農村的資源,有的地方是以犧牲資源為代價,甚至是環境的代價來發展經濟。如何解決這個拼資源的問題,現在中央也意識到了,提出五大發展理念,特別是綠色發展的理念。但是像我們這么一個大國,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也很關鍵。
改革是有一批真正下去摸石頭,甚至跌了跟頭的人。這40年走過來還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能不能再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經濟的大發展。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一個龐大的企業家群體了,我們接下來的路怎么走?我就明顯地感覺,南方和北方差距很大。南方經濟為什么發展快,南方人勇于創新,能把一干成二,咱們是上面說一就是一,甚至說個一,到我們這兒成0.5了,給你政策很寬,越到基層自己越窄了。還是個思想不解放的問題。
還有一個調動積極性的問題,比方說到縣里,包括政府人員也好,教師也好,過了50歲以后不想干事。為什么?晉升的空間沒有了,再者面臨退休了,干也這樣,不干也這樣,年輕的時候干還等著一官半職,上五十就沒動力了。這是一大批資源的浪費和閑置,如何把這些人利用起來,并且這些老先生不干事,新的人來了以后,一看他們不干,積極性也受到打擊。我覺得整個的行政體制得有一個創新,應該有個制度設計,發揮好年過半百這些人的作用,光靠自覺不行。
還要有具體的規則,細節的設計,大家真的有認同感才行。很多從上面來的政策,有時候執行起來是有問題的,因為是在辦公室里想的。
焦裕祿給我很大的啟示就是到群眾中找辦法,當年蘭考的“三害”——鹽堿,風沙,內澇,治理的辦法無一不是群眾發明的,一定要深入群眾當中發現群眾關心的問題,而且解決這些問題老百姓有的是辦法。
作 者:陳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