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天一，湖南常德人，霸蠻（原伏牛堂）牛肉米粉創始人、CEO，北大青年CEO俱樂部執行理事，12級法學院碩士校友。90后大學生創業代表人物，十一屆北京市青聯委員，福布斯亞洲2017年30位30歲以下青年企業家（Asia 30 under 30），北京常德企業商會理事。
湖南這個省份，在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里默默無聞，無足輕重。
但近代湖南，卻大不一樣。
最近王志綱的一篇《湖南，霸得蠻》，刷遍我的朋友圈，文中如此描述：
“近代以降，湖南卻突然登上了歷史舞臺，群星璀璨，攬天下興亡于一身。
從“無湘不成軍”，到“中興將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間湖南涌現出來的人才，論質論量，江、浙、粵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國一役，湘軍打出總督14人，巡撫13位，封侯拜相，風頭無兩。此后每一波的社會風潮，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守舊者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維新者有魏源、郭嵩燾、譚嗣同，革命者有黃興、蔡鍔、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頭，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赴湯蹈火，前赴后繼，確實挺起了中國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楊度曾寫到：“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是何等的自信與豪邁。
到了共和國開國，湖南人的表現更加卓異，1955年授銜時，十大元帥湖南人占3位，十大將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將湖南人占19位。”
如何解釋湖南的這種突然崛起？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可以用區位來解釋。
一、古代湖南：湖北的附屬
湖南自古屬于蠻荒之地，很長時間以來，地理位置都不重要。
如果我們將湖南湖北放在一起看，就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地形：
(湖南湖北組成一個口字型封閉地域，唯有長江橫穿兩湖可東西出入)
湖南三面環山，西部是雪峰諸山，南部是南嶺諸山，東部則是羅霄山，唯有北面出常德、岳陽出洞庭與湖北相接。相當于一個“U型”口袋。
而湖北西部有大巴山，北部有武當山、大洪山等，東部則是大別山，唯有南面向湖南開口，相當于一個“n”型口袋。
所以，湖南湖北剛好形成一個封閉的地域，唯一的出口就是沿著長江東下或西進。
在這樣一個地理形勢中，湖北的位置是比較關鍵的：湖北北面面的襄陽是進入中原的旋轉門，而荊州則是順江東下江南的上游。
從古代的軍事地理位置上看，湖南的軍事地位從屬于湖北：占據了湖北荊州的軍事勢力，往往是順手把長沙（潭州）占據。
而占據長沙的勢力，則未必能占荊州、江陵、荊襄，征戰天下。
蒙古當初征南宋，久攻荊襄不下，便試圖進軍云南，入湖南，繞過湖北東進，結果也沒有收效。
可見湖北地段之沖要，而湖南地位之附屬。
二、湖南第一次崛起： 廣西種樹，湖南摘桃
近代湖南的第一次走上歷史舞臺，是因為太平天國戰爭帶來湘軍崛起。
曾國藩、左宗棠湘軍的崛起，改變了湖南人在中國的政治地位。
為什么太平天國戰爭一定帶來的是湘軍崛起？
看地圖：
太平天國戰爭發起與廣西，定都于南京。
在廣西和南京之間，湖南恰恰是中間必經之路。
太平軍必須由廣西進湖南，打下岳陽，才能進入長江，順江而下。
也就是說，岳陽和長沙實際上是太平天國戰爭的關鍵勝負手。
清軍和太平軍誰掌握了湖南，誰就掌握了戰爭的絕對主動權。
在這個背景下，沒有曾國藩，也會有張國藩出現，湖南人在這場清朝的國運之戰中扮演了宿命般的角色，歸根到底還要感謝廣西人。
湘軍以湖南為中心，光復湖北，庇護江西，其實是利用湖南居中的地位，掐斷了太平軍由東到西的一字長蛇陣。
太平天國席卷了南中國10余年。
清朝的財富重地基本都在江南，而太平天國實行財產公有的“圣庫”制度。可以說，其積累的主要財富都集中在了首都南京的圣庫之中。
然而，最終摘桃子的是湘軍。
湘軍攻克南京后，全城大火，圣庫財富多為湘軍將領、士兵所占。
戰爭結束后，整個長江上都是往湖南運財富的船只來往。
太平天國戰爭的最大獲益者是湖南人。
可以說戰后整個中國江南的財富集于湖南一省，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湘軍宗族子弟的教育。
教育投入的猛然驟增，再加上湘軍把持晚清地方政壇近40余年，這為整個湖南下一波人才儲備、崛起奠定了基礎。
眾所周知，曾國藩的湘軍士兵大多是農家子弟。
湘軍的崛起事實上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一次集體階層躍升機會。這在階層固化的晚清，是不多見的。
例如毛主席所在的韶山毛氏，在太平天國時期大量子弟加入湘軍，光提督就出了三人。這為整個毛氏宗族在未來幾十年命運的改變都奠定了草蛇灰線的基礎。
三、近代湖南第二次崛起：廣東帶來的湖湘輝煌
近代中國的形勢的另一個變化，是廣東的崛起。
鴉片戰爭后，廣東作為口岸開放，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前沿陣地，整個中國的經濟重心迅速轉移到了廣東。
近代以來，廣東、廣州成為中國與參與全球化的重要接口：
清朝，兩次鴉片戰爭，都與貿易樞紐廣東相關；
民國，黃埔軍校建立，也因為廣州作為港口接收方便國民黨蘇聯援助；
共和國，改革開放，則因為廣東毗鄰香港，是中國對外的第一個窗口：
改變中國近代命運的幾位革命、改革者，都和廣東有關系：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
廣東開化的影響，還波及到了廣西、云南、貴州等落后地區。
西南、華南地區第一次在中國政治、軍事格局上有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廣東崛起的一大影響，就是湖南的二次輝煌。
廣東與湖南之間有南嶺等山脈阻隔，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廣東勢力出韶關后，只有占據湖南，才有可能由此北上，進入中國的腹心地帶。
由此，清朝滅亡后，中國的政治格局主要就是北京（北洋）與南方政府（廣州）間的互動。
湖南位于廣東正北，廣東的舉足輕重造就了湖南的絕對重要。
民國時期，湖南一躍成為廣東—北京互動的戰略中心點：
北洋時期，湖南是南北雙方爭奪的要點：
南方的聯省自治，湖南居于重要地位；而北方的武力統一，兵鋒也直指湖南。
北伐時期，湖南是北進的必經之地。
引發北伐的導火索—湖南軍閥唐生智其實實力非常弱小，但因為居于湖南地域的關系，北伐軍必須借重。
由此唐生智由一個不入流的小軍閥，以區區幾個旅的兵力一躍而變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成了影響寧漢政局的人物，甚至敢挾汪精衛（天子）來東進問鼎國民黨中央的政權，挑戰蔣介石。這與湖南的特殊地理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再舉一例，我黨一大時，毛主席作為湖南代表與會。
湖南以一個中部省份，能夠作為我黨一大的代表產生地【其它有代表參加的地區為北京（首都）、上海（資本中心），山東（連接京滬）、武漢（天下通衢）、廣州（革命策源地）、（日本，留學生力量）】，與其特殊地理地位不無關系——湖南工農運動的開展對革命形勢有重大助推作用。
國共合作時，毛主席作為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受到重用，也與北伐軍隊過境湖南需要得到湖南的必要支持密不可分。
回看近代湖南的兩次崛起，都是時勢使然。
近代中國經濟、軍事、政治、地理形勢的變化，使得湖南成為了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省份，剛好在那個特殊的時間點，成為東西、南北的交匯中心。
也因為這種特殊性，才在那個時間點產生燦若群星的湖南人。
當代湖南，還有第三次崛起的機會嗎？湖南的時勢又在哪里？“霸蠻”湘軍是否還能迎來一次屬于自己的輝煌？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所有人認真思考。
最后，引用一小段楊度先生的《湖南少年歌》作為本文結尾：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
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
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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