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人在北京》系列報道二 中美博弈與破局
近兩年中美關系的急劇變化因特朗普上臺而引發，但至今已不局限為一場貿易爭端，兩國關系走到了建交以來最劇烈的變化節點。雙方力量的變化、各自國內現實的改變，是巨變的根源。隨之而來的是雙方對于對方的認知的變化。何為相處之道，在兩國國內都進行著前所未有的大反思、大思考。
在11月12日下午財經年會的一場圓桌對話中，招商銀行原董事長秦曉、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行長李若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榮譽主任Paul T. HAENLE以及中國美國商會副主席Greg GILLIGAN等人，就“中美的沖突是否不可避免？”“雙邊關系對立的一面愈加凸顯，中美應怎樣避免最壞情況的發生？”“中美能否再次跨越波折，找到求同存異的共處之道？”等話題展開討論，《哈爾濱人在北京》將主要觀點分享如下。
秦曉的觀點是，由修昔底德陷阱論推論出的“中美之間遲早一戰”說法不能成立。首先，不能用古希臘一個歷史學家當時的一個宿命論斷來判定現在的形勢，不能抽離制度、價值、觀念來談叢林法則。不同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肯定有緊張、對立、摩擦的一面，但從一個更長的歷史來看，他們的差別是處在現代化轉型和現代化構建中的不同位置，因為歷史的方向已經定了。在這個狀態中，一方面存在緊張關系，另一方面并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關系，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空間合作，仍然可以創造合作剩余。
PaulT.HAENLE對中美關系的積極方面充滿信心，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增長，日益成為全球的一個大國，中國和美國確實有機會攜手起來，在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展開合作，不一定只是涉及到雙邊的關系，而且涉及到全球的事務。“現在中國也有很多利益訴求，如果中國和美國能向全世界展示，我們能夠為雙方利益相向而做，這一定會塑造一個對中美關系而言更為積極的曲線。”
章百家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即，中美雙方是通過對峙或對抗來認識彼此的。他認為，中美雙方最重要的是認識彼此力量的線，現在中國到底有多大力量，中國自己需要明白，美國也需要知道，哪些事美國是做不成的，哪些事是中國做不成的，雙方都有了認知以后才能克服恐懼。像50年代，中國最擔心美國人入侵中國，美國最擔心中國在東南亞搞共產主義擴張，到了60年代末，中國人一看美國人連越戰都贏不了，美國人一看中國文化革命把自己搞的亂七八糟，這個基礎上都了解對方的能耐了，這時候就建立互信了。“我覺得現在也還需要斗一斗，過去我們可能都覺得中美到底脫得了脫不了鉤，我覺得斗一段時間雙方彼此就會有認知了。從中國的角度講，需要更清晰的闡釋自己的目標，我們現在提出的很多東西，是需要進一步闡述的，避免別人產生誤解，比如‘一帶一路’，我認為就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經驗，要想富先修路，第三世界落后地區要想發展，要先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我們的一條經驗，但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你企圖在全世界進行擴張，這個認知差別就比較大了。”
他提醒說，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要學會換位思考，要特別注意，中國的發展不僅制度上是一種沖擊，很大程度上是體量的沖擊。“如果中國是個小國，什么制度并不重要，但你這么大的體量，就必須考慮這個體量帶來的后果。”
作為一個在華有百年歷史的美國商會的主席，Greg GILLIGAN更多則是從利益談中美貿易摩擦。他認為，中美關系博弈不是不可避免，需要找到克服現在的中美關系比較緊張的現狀的方法，克服現在的一些博弈。但是必須避免中美關系變得更緊張、更惡化。他說，要建立一些機制，來解決執行的問題，不管雙方達成了什么樣的協議，都要有執行力。還要看到在改革領域的進展，有了改革，雙方政府才能說公平、互惠、機遇平等。對于雙方的企業來說，在進行全球化做生意的時候，在對方市場上都是公平競爭的。美國、中國的利益，以及美國中國的企業界都是愿意花一點時間來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的，然后推進它們的落實。他認為，大國關系的建立是基于經濟關系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有一天能夠找到這種結構性的又非常具體改善經濟關系的方法，兩國之間將會有更可持續性的關系，也能夠更大的讓中美兩國人民獲益，從而逐漸能夠讓這種溢出效應影響到更多的領域，從而實現世界和平和共同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