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別人就是把商會做大
來源｜《商會的力量》
作者｜陳昱寰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在法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巴黎，一場美其名日“和平會議”的談判正在召開。
這一年，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的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首次表現出了不畏列強的氣勢，不僅強烈要求日本帝國主義取消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要求列強取消在華的所有特權，尤其是在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的各項權利等。
但是，這樣的要求對于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的巴黎和會而言，似乎只是一枚沒有任何殺傷力的虛擬炮彈，列強不但對于中國的要求嗤之以鼻，而且實施強烈反擊，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
更為可笑的是，此時的“中國代表團”就像癟了的氣球，蔫了的黃瓜，竟然準備在“合約”上簽字。
中國人民憤怒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云集天安門，舉行了規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活動。隨后，大總統徐世昌下令軍警予以鎮壓，并逮捕了32名學生代表。
當各地報刊將這一消息登載之后，將商人利益視為主要責任的商會并沒有袖手旁觀，一場轟轟烈烈的由商會幫助學生并帶動各界引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很,快在全國蔓延開來。
1919年5月7日，天津商會用非常鮮明的態度直接致電巴黎和會中國專使:“日人對于我國青島，無條約根據承襲德人之后，竟強占不歸，殊與我國領土主權攸關。刻全國合力協爭，期于必達目的，使日人將青島完全舊還。用特電懇諸公力為主張，勿稍退讓，必將青島收回，以保領土。”
而當大批學生于6月3日再次遭到軍警逮捕之后,天津商會已不再用發電報的方式來表明態度，馬上采取了實際行動。天津商會會長在接見天津學生聯合會講演團的代表之后，立刻召集各行商董就舉行大規模罷市活動召開特別會議。
但是，天津官府在’導知這一消息后馬上實施了強力阻撓，直隸省長曹銳曾兩次訓令天津總商會:“津埠華洋雜處，至關重要，并希妥慎傷維，以安秩序。”
面對官府的強大壓力,商會是不是退縮了？天津總商會融會長卞蔭昌針對政府的刁難馬上提出了硬性要求:“可先致電中央，要求懲辦賣國賊，保護學生，限二日復電，否則即行罷市。”但這樣的要求在當時正在舉行的公民大會看來還是太弱，并最終決定即刻罷市，連夜印制了大量罷市布告。
次日，天津總商會親臼出面發布罷市通告，組織商人統一舉行罷市。之后，其他地區也相繼發生商人罷市風潮。天津《益世報》曾報道：“各綢緞洋布莊等，其罷市景象尤覺可敬，誠不愧為頭等商號。”“宮北之各家銀號，均為本埠巨商，其一日出入即可獲巨額之利息，今亦毅然決然全體罷市，雖為重大犧牲，亦所不惜，其愛國救亡之觀念似又加入一等矣。”
由商會組織的罷市活動最終引發了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徐世昌被迫提出辭職，“中國代表團”終末在合約上簽字。可以說，在商會迄今為止所舉行的最大規模的活動之一一一五四運動中，天津商會用特跳的方式將商會推向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商會建立的出發點始終是“生活相互親睦，經濟給予扶助”，從而實現共同利益的保護。幫助商入或者是其他群體已經成為商會至高無上的信仰。
《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業會館碑刻選編》中記載著北京臨襄會館碑記的內容：“朋友居五倫之一，四海之內，以義相投，皆為兄弟……遂各籌同鄉會聚之地，及停樞厝棺之所，與夫永久經費之預備。于是會館義園置產之建設，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吾也。”由此可見,將一種情誼在商人之間建立起來，并形成互幫互助的氛圍，成為商會建立的初衷,最初受地域所限，為方便各個商人行商，而以會館的形式將同籍商人聚集起來。
《山西票號史料》記載:“茲定于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為大會之期，準于上午十一鐘聚會，下午一鐘散會，同業各家執事齊集到會，或有益于商務者，或有病于商務者，即可公平定議，稟請大部核奪施行。如同業中有重要事宜，盡可由該號將惰告知商會董事，派發傳單隨時定期集議。”由此可見，晉商商會以聚會的形式將山西商人召集起來對商路走向進行探討，而且為了實現會議的公平公正性，商會會對各令商人參會提出要求。
《新立規碑記》記載：“茲因世道不古，人心不齊，有虧于圣事者多矣。我魯班社由來已久……我們不忍坐視，遂合公議,嚴立新規……便無恥工作，知其新規，有所警畏，而從前隱循掩護之弊，可以頓除也，今將新立條例開列于左，以志永遠不朽之爾。”由此可見，商會為了規范市面秩序，召回商人信用，幫助商人廣開商路而立定了逐條新規。
以上碑文記載都是商會為方便商人經商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無論從商會目標，還是會議形式，抑或是管理條例上都顯示出商會“助商為本，助人為本”的性質。
不得不承認，商會在幫助別人的同時也在把自己做大。商會作為我國組織團體的典范之一,將諸多優秀的特質體現得淋漓盡致，商會之名也日益遠播。”助人為善”成為一個響徹大江南北的商會代言詞。
